at 富二代、官二代到农二代现在有很多关于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讨论，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被固化。
那时候我觉得浙江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发达地区，2004年调查，我有一点怀疑了。一个是搞形象工程，另 外是搞政绩工程，搞大项目。
在2004年左右，讨论十一五时，发生一场大的争论，就是增长模式是否要转变。怎么做？从办学校开始，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办中专、引进大学，提高人员的素质。东亚危机在这些条件下，穷国补贴 富国，依然是对穷国有利。这种延伸，不是下个命令，明天就延伸了，这是自然 的、经济的、经营的过程。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支持，没有发生大问题呢？因为我们学了东亚国家的经验，出口导向。
GDP的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增加更多的资源投入，另外一个来源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苏联误区1959年苏联制定一个计划，要15年赶上美国。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
改革的结果就是社会得以保护，市场得以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实现双赢。没有人会怀疑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此外，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
最有权势的阶层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反对市场化的声音当然也就有限。权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应当说明的说，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这种局势表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经济发展以社会解体为代价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也俨然成为市场化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禁脔。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制造着无穷的矛盾和冲突。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
很显然，发展并非一定要通过改革的，但只有通过改革而获得的发展，才是积极的发展，才是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且在经济上也是可持续的发展。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
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既得利益要不阻碍改革、要不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不挟持改革以图私利。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从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后来的福利或者人性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和市场本身逻辑发展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
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
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 instinct）。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
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无碍。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
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
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的动力有兴趣，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
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会诉诸于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很显然，如果不能脱离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各方面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19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知为比较安全的社会。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
